TEL:技术真的中立吗？勿入深渊_ELE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量激增的当下，技术人员正处在刑事犯罪的风口浪尖，一步踏错便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故分享真实案例一则，供读者学习，扫除知识盲区。

案件事实

2019年7月至10月，江某通过互联网联系A公司销售部经理即被告人卢某，提出订购虚拟币交易软件，并明确要求该交易软件须带后台操控价格走势的功能（俗称开后门）。A公司按流程，在得到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蒋某的认可后，由销售部的被告人苏某、卢某，项目部的被告人郭某、宋某，技术部的被告人杨某等相关人员组成团队，为江某先后制作了两个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交付江某使用，并为平台后续运行提供技术支持。江某利用上述两平台，伙同他人以投资虚拟货币赚钱的方式，利用软件后台操控功能，取包括10余名被害人钱款，涉案金额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SafeMoon钱包上线不到30分钟遇到技术问题，代币价格下跌20%:8月28日SafeMoon发布了钱包产品。 然而，不到30分钟后，Safemoon的首席执行官John Karony发布了一条推文，透露他们遇到了“技术困难”，影响了所有三款SafeMoon钱包产品——Android和iOS版本，以及网站的购买和交换功能。问题发生后，SafeMoon的原生代币价格暴跌20%以上。目前，SafeMoon没有确认这些问题是否持续存在或已经得到解决。（beincrypto）[2021/8/29 22:45:08]

判决结果

被告A公司及被告人蒋某、苏某、杨某、郭某、卢某、宋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情节严重，其中A公司系单位犯罪，被告人蒋某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苏某、杨某、郭某、卢某、宋某系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Telegram创始人：全球对技术禁令的抵制才刚刚开始:据上周报道，俄罗斯当局宣布取消对Telegram的禁令。Telegram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Pavel Durov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决定解除为期两年的Telegram禁令，这将标志着一场更广泛的运动的开始，旨在保护Telegram等注重隐私的应用程序。

他表示，公司不会固步自封，并计划在伊朗等其他国家加大对Telegram的支持力度。Telegram团队已经开始在一些已经禁止该应用的国家开发反审查工具。“数字抵抗运动并没有随着上周俄罗斯的停火而结束。它才刚刚开始，而且正在走向全球。”（Cointelegraph）[2020/6/22]

争议焦点

公司技术人员杨某从事职务范围内的开发工作，是否属于中立帮助行为，能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声音 |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促进5G、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转化应用:据财联社消息，上海市服务业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在更高起点上谋划和推动上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增强上海服务业的支撑力、竞争力和引领力。李强指出，要在发展新兴服务业上下功夫。瞄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具有爆发力和引领力的新技术，培育服务经济新的增长点，着力发展信息服务业等高成长性服务业。加快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提升，促进5G、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转化应用，加速重构传统服务的产业链、价值链。[2019/12/2]

法律分析

中立帮助行为，是指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一般需要而提供的，从外观上看，常可以反复继续实施，具有匿名性、可替代性的业务行为，其讨论的问题是：当行为人客观上帮助了正犯时，是否成立帮助犯？

声音 | 网信办：区块链等新技术是新时代新动能的主要来源:据网信办官网转光明日报文章，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胜光撰文表示，当前，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正全面展开，要把握好新动能、新兴产业和新生产方式三个方面。新时代新动能的主要来源是新技术，最核心的就是那些已经显现并正在带来产业变革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比如新的IT技术，互联网、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和存储等技术。[2018/10/11]

关于中立帮助行为，存在着不同的学说，一般认为折中说比较恰当。折中说认为如果法益侵害已经达到紧迫程度，或者帮助者对法益具有保护义务，再或者超出正常业务活动范围，并且帮助行为对法益侵害起到了明显的帮助，主观上对此也具有认识，则可以成立帮助犯。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帮助者与犯罪人存在意思联络，即便提供的是业务上的帮助，也不再属于中立帮助行为，因为此时已经不再“中立”，而是进入了犯罪一方的阵营。

那么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中立帮助行为呢？根据裁判结果可知，答案是否定的。在本案中，虽然从事软件的开发是被告人杨某的工作，但是开发设计可以在后台控制价格走势的虚拟币交易软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业务活动范围，且在客观上杨某帮助设计的交易软件被他人用以从事活动，对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帮助作用，难以成立中立帮助行为。所以，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客观不法行为，即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

故而，被告人杨某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明知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性认识，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因果性的认识只存在于结果犯中，而行为犯中只有行为性认识。确知的情况无需过多讨论，本案主要涉及的是应当知道的问题，即是否能够根据案件事实推定被告人杨某知晓对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其内容的判断是按照一般的社会生活常识来确定的，也就是一般人或者处于同样情景下的人员能否产生这样的认识，而不能按照法律或者其他专业知识来衡量，这也正是所谓的“外行的平行评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可知，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二）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三）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四）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五）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六）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七）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所设计的软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手机软件，该软件可以在后台随意控制虚拟币的价格走势，这也就意味着他人在购买平台的虚拟币后，A公司可以随意通过技术操作将他人的投资钱款纳入囊中，在社会一般人看来，这样的“后门”就极有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更何况是一直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杨某，并且A公司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甚至在该平台之后的运行过程中继续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此过程中，对于A公司使用平台的情况会有所了解。

所以即使所设计开发的软件并非专门用于违法犯罪，存在合法使用的可能性，在有其他证据支持或者可根据一般人的认识进行推定，仍可构成明知。杨某应当知道A公司利用该平台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仅以其为公司技术人员对此等情况并不知情来辩解，难以让法官信服。

综上，依据法院的判决可知，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并非中立帮助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写在最后

技术本无过错，但有错误的选择，一步天堂，一步地狱，人们需要认识到网络信息领域不是法外之地，技术身份更不是免死金牌。希望今天的文章可以给读者以启示，评估法律风险，规范自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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