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货币相关的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经营主体多设立于海外,而经营行为多发生于线上,相较于书证、物证等传统证据,跨境电子证据成为该类案件的主要证据组成。通过撰写本文,飒姐团队希望向各位读者介绍关于电子证据的基础规定以及跨境收集电子证据的实务情况。
在中国法中,电子证据又被称作“电子数据”,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大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电子证据”与“电子数据”的说法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概念的出发点不一样。电子证据侧重于从该类证据的载体进行定义,即“由电子信息技术应用而出现的各种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及其派生物”。电子数据侧重于从该类证据的本质属性进行定义,即“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
中国农业银行删除《关于禁止使用我行服务用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的声明》:6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删除《关于禁止使用我行服务用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的声明》。目前,公告页面显示,您请求的资源无法找到。
此前报道,《关于禁止使用我行服务用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的声明》一文表示,农业银行坚决不开展、不参与任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禁止涉及虚拟货币交易客户准入,并将对客户及资金交易加大排查和监测力度。一经发现相关行为,将立即采取暂停账户交易、终止客户关系等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2021/6/21 23:53:31]
需要注意的是,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不属于电子证据。确有必要的,对相关证据的收集、提取、移送、审查,可以参照适用电子证据的有关规定。
不法分子欲通过”虚拟货币“遭逮捕:3月9日当晚7时许,南安市局水头派出所民警发现在逃人员郭某松(男,40岁)正活动于水头镇区时代新城附近。经查,郭某松曾于3月5日在河南冒充乡镇书记进30余万元,欲通过中间商利用“虚拟货币”,目前该不法分子已被逮捕。(闽南网)[2021/3/11 18:34:28]
在种类上,电子证据的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电子文件:(1)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2)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3)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4)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21世纪经济报道:通过虚拟货币理论上在国内不可行:3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称,实际上,与反的搏斗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新动向是互联网化,花样翻新后,比特币、聚合支付、网贷跑路、跨境电商都可以成为的手段,而反模型也在据此迭代更新。通过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理论上在国内是不可行的,因为根据2013年央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包括:为客户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服务。中国计算机学会信息系统专委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反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李振星表示,虽然在国内不能碰,但也有不法分子在境外支付结算比特币,然后转到国内账户,国内的金融机构不会知道。但实际上境内金融机构作为发卡行、结算收单行,应当仍然有合规责任。[2020/3/24]
1、固定境外公开数据
动态 | 日本金融厅已解除了对虚拟货币交易所GMO Coin的业务改善命令:据路透消息,多位消息人士今日表示,日本金融厅已解除了对虚拟货币交易所GMO Coin的业务改善命令。部分虚拟货币业界人士指出,(日本金融厅)或将陆续解除其他交易所的行政处分。根据金融厅的《资金结算法》,GMO Coin 在2018年3月收到了业务改善命令。[2019/2/13]
第一种是浏览服务器连接的境外公开网页,通过截图、录像、拍照等方式固定网页数据作为电子证据,这是“境外服务器”案件中最常被采用的一类取证方式,常与其他跨境电子证据取证措施同时适用。
取证过程通常由机关网安部门工作人员在线提取而后出具网络在线提取笔录作为法庭证据。如“国某、罗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一案中,西宁市局网安民警通过在浏览器中输入国某等人宣传的境内网址转入购买网络攻击软件神盾DDOS的境外网址“youka.la”,最终查询到网站服务地址注册人为国某,从而证明了国某的犯罪行为。参见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青0104刑初41号2、登入涉案服务器并提取数据
第二种是通过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进行远程勘验提取境外服务器数据。机关在前期侦查中获取嫌疑人管理涉案平台的账户和密码,而后由机关网安部门工作人员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平台,获取境外服务器数据。
这种跨境电子证据取证方式常常适用于为他人提供互联网犯罪平台的“帮助犯”案件取证中,通过输入账户名、密码进入平台能够准确获取平台注册会员数量、平台被使用次数等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
如“方某某等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中,如东县局对境外VOS平台数据进行远程勘验,发现分子通过方某某提供的198平台拨打电话的次数。参见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苏0623刑初368号。
3、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数据
第三种是技术侦查,由专业人员采用技术手段获取境外服务器内存储的电子证据,而后形成电子证据检验报告或电子证据司法鉴定报告作为案件定罪量刑的证据。从裁判文书来看,这里的“专业人员”一般是机关网安或技侦人员,如“滕某辉、滕某萍组织、领导活动案”中常德市局网安部门从滕某辉、滕某萍租用的境外服务器中提取到滕某萍在网站注册的三个会员号,以及各会员号发展的下线人员共14729人次,并出具“常德市局常公网检[2015]第409号电子证据检验分析报告”作为法庭证据。参见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湘0781刑初70号。
也可能是专业电子证据鉴定机关的技术人员,如“李俊、余某、左某等非法经营案”中,上海弘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的境外服务器185.9716161中涉及MetaTrader4软件的数据进行固定,提取到1110条用户信息,153384条交易记录,并出具“上海弘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2016)物检字第36号司法鉴定”作为法庭关键证据。参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冀08刑初11号。
飒姐团队认为,对于辩护人来说,知晓证据的获取方式与思路是有效质证前提。在分析电子证据的内容之前,其形成时间、形成渠道、形成方法等情况均是我们做出合理怀疑的重要途径。因此,了解侦查机关调取境外电子数据的方法与渠道亦是必要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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