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邹传伟：探讨数字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策略选择_什么是区块链技术

跨境支付不属于现阶段数字人民币的主要目标。

原文标题：《邹传伟：数字人民币走向国际的策略》撰文：邹传伟，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

为什么数字人民币走向国际是一个重要问题？

2020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在我国多个城市的试点情况良好。数字人民币主要服务境内支付现代化目标：一是在现金使用减少的情况下提供安全、低成本支付工具；二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特别是无接触支付需求；三是促进金融普惠；四是保护用户隐私；五是促进零售支付市场的公平竞争；六是有效实施反、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等监管。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景中，数字人民币还将向来华旅游的境外用户开放。

与一些研究者理解的不同，跨境支付不属于现阶段数字人民币的主要目标。这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的深刻认识和务实选择。尽管如此，在人民币国际化大背景下讨论数字人民币能发挥的作用，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应前瞻布局，积极作为。数字人民币走向国际的策略，一方面要依托数字人民币设计方案提供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要抓住央行数字货币时代跨境支付领域将发生的深刻变化。

探索在离岸市场发行数字人民币的可行性

现场 | 邹传伟：DC/EP交易笔数达312多万笔 交易金额超11亿元:金色财经现场报道，由Web3基金会主办的Web3大会10月29日在上海举行。万向区块链实验室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在会上透露，截至2020年8月底，DC/EP全国落地试点场景达6700 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累计开立个人钱包11.33 万个、对公钱包8859个，交易312多万笔，交易金额超过11亿。支持条码支付、刷脸支付和碰一碰等多元支付方式。[2020/10/29]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尚未系统披露数字人民币设计方案，但从已有公开信息看，数字人民币应该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称为法定数字货币更合适。从境外国家的研究和试验看，央行数字货币不管是批发型还是零售型，都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2020年11月27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数字人民币不一定构成用户对中国人民银行的索取权；经中国人民银行许可的若干家商业银行拥有数字人民币的所有权以及相关技术和系统；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对指定运营机构的监管以及发行准备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要求，支持数字人民币的价值。

如果我理解准确的话，数字人民币是基于指定运营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发行的。指定运营机构可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备付证明书」或「安慰函」，作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准备，并负责数字人民币的零售支付。这个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我国香港地区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将为在离岸市场发行数字人民币提供有力支撑。

万向区块链邹传伟：第三方支付可在数字货币应用推广中发挥作用:万向区块链、PlatON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表示，数字货币中，人民银行在做好技术标准和应用规范的基础上，支付路径、支付条件以及之上的商业应用会交给市场来做。尽管从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角度看，数字货币与第三方支付不一样，但第三方支付目前对各种应用场景的渗透以及建立的收单系统，可以在数字货币的应用推广中发挥积极作用。（21世纪经济报道）[2020/4/22]

2013年以来，我国在清算行模式下建立了离岸清算体系。在此体系下，港澳清算行直接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额支付系统，其他清算行通过其总行或母行接入大额支付系统，境外银行在清算行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以共同完成人民币跨境及离岸清算。结合数字人民币设计方案，离岸清算行在遵循与境内指定运营机构相同规则和监管标准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在境外发行数字人民币，并提供离岸人民币与数字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服务。比如，中银香港是港币的三家发钞行之一，将来应该也可以成为香港市场的数字人民币发行机构。

离岸市场发行的数字人民币与我国境内发行的数字人民币，不管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在价值特征上，都应该是完全等价的。不仅如此，我国还应该通过完善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和清结算基础设施，使境内发行的数字人民币与离岸市场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在流通环节是互联互通的。可以设想，一个香港用户在安装中银香港提供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并兑换数字人民币以后，可以在我国内地使用；反过来，内地用户在香港旅游期间，也可以使用在内地安装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如果这个设想成真，数字人民币将成为打通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工具。

邹传伟：中央证券存管与区块链结合将带来诸多好处:4月6日，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发文《区块链应用于金融交易后处理的逻辑和机制》称，区块链应用于金融交易后处理是一个范式转换，是从账户范式到Token范式。但仅靠范式转换不足以支持在金融交易后处理中引入区块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关键要证明区块链能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并保留目前模式的优点。同时邹传伟称，如果中央证券存管（CSD）结算和账本维护功能通过区块链来实现，那么中央证券存管（CSD）与证券结算系统（SSS）融为一体，所有市场参与者共享一个账本，这将带来诸多好处：1.通过分布式、同时化和共享的证券所有权记录来简化和自动化交易后处理工作，降低 CSD 和各种中介机构在后台对账和确认交易细节信息的工作量；2.缩短结算所需时间，减小结算风险敞口；3.交易有关信息由交易双方共享，能促进自动清算；4.缩短托管链，使投资者可以直接持有证券，降低投资者承担的法律、运营风险以及中介成本；5.可跟踪性好，透明度高；6.去中心化、多备份能提高系统安全性和抗压性；7.Token化证券持有者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编程，对证券进行自动化管理，以实现灵活的风险转移、对冲和资源配置等功能。[2020/4/6]

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的策略选择

声音 | 邹传伟：全球稳定币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将有替代作用: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今日发文《金融与技术的平衡之道︱FMI、科技创新与政策响应之三》。他在文章中表示，近期以Libra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备受关注，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也是全球稳定币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稳定币的“稳定”来自于其锚定的法定货币，而法定货币价值稳定是中央银行向社会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之一。私营机构发展稳定币时，有没有可能过度消费这种公共产品？邹传伟认为，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有三个可能渠道。一是违背100%法定货币储备原则，超发稳定币；二是偏离通过稳定币提供支付服务的目标，追求法定货币储备的投资收益，进行高风险、高收益投资；三是开展基于稳定币的存贷款活动，出现稳定币的多层次扩张（类似从M0到M2）。他在文章中提到，稳定币一旦面临大额集中赎回，其储备资产中可能没有足够的流动性资产应对赎回需求，而稳定币不享有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支持，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储备资产“火线出售”、稳定币挤兑等现象，从而影响金融稳定。因此，需要研究稳定币对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对稳定币的储备资产需要准确测定、核算并建立托管和管理规则。邹传伟最后表示，全球稳定币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将有替代作用，会放大强势货币的货币政策的外溢影响。（第一财经）[2020/1/19]

如何改进跨境支付效率已成为当前国际金融领域非常受关注的问题。2020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在给G20关于改进跨境支付的报告中，梳理出5方面共19项工作，其中第19项提出将国际维度纳入央行数字货币设计。2020年10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在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跨境支付的路线图。

哈佛梅森学者邹传伟：保险会受区块链技术影响，但不会消失:今日，哈佛梅森学者邹传伟在“清华五道口@迭代区块链创业营”群中回答关于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保险业是否会消失时回答道：“保险不会消失。保险有两种形态：公司型保险（我国占主导的形态）和契约型保险（国外很多，我国近期发展的相互保险属于这个形态）。技术会影响保险公司的展业方式，特别在营销、定损和赔付等方面。但保险的功能不可能被技术替代，而且到目前也看不到技术会在保险的两种形态以外催生出其他形态。”[2018/3/4]

央行数字货币有批发型和零售型之分。理论上，批发型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都可以用于跨境支付。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用于跨境支付时，保留了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主要是改进目前的代理银行模式。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用于跨境支付时，可以点对点直接交易，交易即结算，并且交易天然是跨境的，在理论上优于代理银行模式。初步看起来，跨境支付似应以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为先，实则不然。

首先，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应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一是应尊重各国货币主权，央行数字货币不应成为强势货币侵蚀弱势货币的工具；二是一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向境外用户开放，但主要服务境外用户在该国旅居时的金融需求，而非替代境外用户对本国货币的使用。为此，一国应对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实施「了解你的用户」审查，明确境外用户开立央行数字货币钱包的程序和要求，并对境外用户持有和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数量实施比境内用户更严格的额度管理。显然，这些监管原则对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限制更大。

其次，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场景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境外用户来本国，以及本国用户出国等。这些都属于经常账户项下交易，主要发生在个人对个人以及个人对机构之间。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一般是M0定位，应比照大额现金管理，用于机构对机构之间大额交易的可能性不大。换言之，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大宗商品结算货币、国际投融资货币和交易货币的功能不会很突出，对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不会有直接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境外用户因KYC审查，可能面临更严格额度限制。境外用户如何获得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还会受制于可兑换要求。

以上讨论对数字人民币也是适用的。现阶段，应该坚持数字人民币服务境内支付现代化目标，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做好。要通过2022年冬奥会场景测试，明确境外用户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的程序和要求，以及相关限额标准。对境外用户而言，数字人民币钱包的开放性应高于境内银行存款账户，但他们在可持有和使用的数字人民币上应面临比境内用户更严的额度限制。这有助于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方便境外用户在我国的经济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普惠的体现，因为很多境外用户没有境内银行存款账户，在我国境内享受不到金融服务。

发挥数字人民币批发环节在跨境支付中的作用

数字人民币尽管零售特征明显，但在双层运营框架下也有批发环节，参与者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定运营机构。数字人民币走向国际中，就可以借鉴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方面的试验成果。

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可以缩短代理银行链条，缓解代理银行之间同业往来账户对流动性的要求，可能成为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的主流模式。但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在底层技术、清结算机制、报文格式、密码技术、数据要求和用户界面等方面很难收敛到同一标准，这就对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之间互联互通，进而支持跨境同步交收提出了挑战。跨境同步交收是跨境支付的基本要求，主要为提高结算效率，防止结算风险。国际清算银行2021年以来倡导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解决思路。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概念主要来自香港金管局和泰国央行合作的Inthanon-LionRock项目，本质上是将两种央行数字货币「映射」到同一分布式账本中，即基于央行数字货币在「走廊网络」上发行存托凭证，使得同一分布式账本支持多种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好处在于：一是两种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交易发生在同一账本上，容易通过智能合约实施跨境同步交收；二是能兼容不同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和设计，拓展性好；三是缓解了央行数字货币在境外流通对外国货币主权的影响，能较好满足前文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精神；四是促进不同国家央行之间的合作以及央行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形成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标准。但「走廊网络」由中央银行们所共同拥有、建设、运营和管理，会产生涉及多家中央银行的治理问题。

2021年2月23日，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支持下，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鉴于「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可能成为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的主流模式，我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在此过程中，按照总书记在G20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所指示的，以开放和包容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在共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前发展过程中，妥善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另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有可能演变为央行数字货币时代新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积极参与有助于我国在相关规则的制定中掌握先机和更大的话语权。

需要看到的是，发挥数字人民币批发环节的作用将不限于跨境支付，也有助于探索数字人民币在金融交易后处理中的应用。这对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融资货币、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的意义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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