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量激增的当下,技术人员正处在刑事犯罪的风口浪尖,一步踏错便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故分享真实案例一则,供读者学习,扫除知识盲区。
案件事实
2019年7月至10月,江某通过互联网联系A公司销售部经理即被告人卢某,提出订购虚拟币交易软件,并明确要求该交易软件须带后台操控价格走势的功能。A公司按流程,在得到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蒋某的认可后,由销售部的被告人苏某、卢某,项目部的被告人郭某、宋某,技术部的被告人杨某等相关人员组成团队,为江某先后制作了两个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交付江某使用,并为平台后续运行提供技术支持。江某利用上述两平台,伙同他人以投资虚拟货币赚钱的方式,利用软件后台操控功能,取包括10余名被害人钱款,涉案金额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声音 | 中国平安肖京:区块链等创新技术在金融场景应用最为成熟:据南方日报消息,12月5日,中国平安首席科学家肖京在2019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技术在金融场景的应用最为成熟,越来越多的场景正在研发破解技术应用的壁垒,形成一股技术创新浪潮。以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广东金融业在技术创新领域起步较早,大湾区已成为推动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的创新高地。[2019/12/6]
判决结果
被告A公司及被告人蒋某、苏某、杨某、郭某、卢某、宋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情节严重,其中A公司系单位犯罪,被告人蒋某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苏某、杨某、郭某、卢某、宋某系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动态 | 新墨西哥中部社区学院将采用区块链技术存储学生的学习成绩:新墨西哥中部社区学院(Central New Mexico Community College)将采用区块链技术,以一种几乎不可能伪造的方式存储学生的学习成绩。一旦系统完成(用户界面和公共网站仍在开发中),学生将需要授权学院发布他们的成绩单,并选择他们想要透露多少细节。 这一项目是IBM“学习证书网络”(Learning Credential Network)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简化招聘流程,除了传统学位之外,还支持培训项目和技能训练营的证书验证。[2019/12/1]
争议焦点
公司技术人员杨某从事职务范围内的开发工作,是否属于中立帮助行为,能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动态 | 调查:2025年能源市场的区块链技术规模将达到30亿美元:据tradearabia消息,全球市场研究和战略咨询公司(Global Market Insights)最近表示,到2025年,能源市场的区块链技术规模将超过30亿美元。随着网络安全问题的日益严重,区块链技术提高流程效率,缩短交付周期的能力得到了电力行业的关注,建立智能合约应用程序的趋势增加以及选择参与者的可访问性将增强能源业务前景。到2025年,私营企业能源市场中的区块链技术将增长超过45%。[2019/5/8]
法律分析
中立帮助行为,是指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一般需要而提供的,从外观上看,常可以反复继续实施,具有匿名性、可替代性的业务行为,其讨论的问题是:当行为人客观上帮助了正犯时,是否成立帮助犯?
58集团姚劲波:区块链技术可能打破传统的找房模式:58集团CEO姚劲波表示,科技一直在改变着房地产市场。“现在找房已经很少再跑门店看报纸,大都转为线上。我相信未来找房的方式还将改变,包括VR、区块链技术都可能打破传统的找房模式。”[2018/6/19]
关于中立帮助行为,存在着不同的学说,一般认为折中说比较恰当。折中说认为如果法益侵害已经达到紧迫程度,或者帮助者对法益具有保护义务,再或者超出正常业务活动范围,并且帮助行为对法益侵害起到了明显的帮助,主观上对此也具有认识,则可以成立帮助犯。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帮助者与犯罪人存在意思联络,即便提供的是业务上的帮助,也不再属于中立帮助行为,因为此时已经不再“中立”,而是进入了犯罪一方的阵营。
那么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中立帮助行为呢?根据裁判结果可知,答案是否定的。在本案中,虽然从事软件的开发是被告人杨某的工作,但是开发设计可以在后台控制价格走势的虚拟币交易软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业务活动范围,且在客观上杨某帮助设计的交易软件被他人用以从事活动,对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帮助作用,难以成立中立帮助行为。所以,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客观不法行为,即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
故而,被告人杨某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明知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性认识,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因果性的认识只存在于结果犯中,而行为犯中只有行为性认识。确知的情况无需过多讨论,本案主要涉及的是应当知道的问题,即是否能够根据案件事实推定被告人杨某知晓对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其内容的判断是按照一般的社会生活常识来确定的,也就是一般人或者处于同样情景下的人员能否产生这样的认识,而不能按照法律或者其他专业知识来衡量,这也正是所谓的“外行的平行评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可知,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所设计的软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手机软件,该软件可以在后台随意控制虚拟币的价格走势,这也就意味着他人在购买平台的虚拟币后,A公司可以随意通过技术操作将他人的投资钱款纳入囊中,在社会一般人看来,这样的“后门”就极有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更何况是一直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杨某,并且A公司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甚至在该平台之后的运行过程中继续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此过程中,对于A公司使用平台的情况会有所了解。
所以即使所设计开发的软件并非专门用于违法犯罪,存在合法使用的可能性,在有其他证据支持或者可根据一般人的认识进行推定,仍可构成明知。杨某应当知道A公司利用该平台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仅以其为公司技术人员对此等情况并不知情来辩解,难以让法官信服。
综上,依据法院的判决可知,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并非中立帮助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写在最后
技术本无过错,但有错误的选择,一步天堂,一步地狱,人们需要认识到网络信息领域不是法外之地,技术身份更不是免死金牌。希望今天的文章可以给读者以启示,评估法律风险,规范自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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