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芯片背后：虚假的恐慌与实在的预算_NAS币ASA币

中兴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芯片的大讨论，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支持全力搞芯片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经过这几天的舆论轰炸，一个街头小儿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诉你，为了产业供应安全，为了国家安全，为了中国走上高端产业链，赚取高附加值。但是，这些说法真的没有问题吗？

虚假的恐慌

这一次中兴事件，很多人说，芯片上被“卡脖子”，产业不安全。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一次事件证明了商业芯片的供应是安全的、有保障的。

美国不明白中兴事件背后的复杂性、性吗？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只制裁中兴，没有涉及其他厂商。这是因为美国在短期内全面断供芯片，不光是对美国经济，也是对全球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在上并不可行。

如果把当下建立在信息产业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看做一个生态的话，那么，在这个生态中，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力量庞大，但食物链底层的植物、细菌，没有它们，这样的生态也会立刻遭到灭顶之灾。

高通计划用新芯片再次进军服务器市场，减少对手机业务依赖:8月19日消息，据外媒消息，美国芯片巨头高通正尝试再次进军服务器处理器市场，减少对智能手机业务的依赖。知情人士表示，高通正在为去年收购的芯片初创公司Nuvia开发的产品寻找客户，而作为最大的服务器芯片买家之一，亚马逊云服务部门AWS已同意考虑采用高通的产品。[2022/8/19 12:35:10]

实际上，全球化深度加深以后，制裁的范围从国家缩小到公司甚至个人，一方面，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制裁可以精准打击，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程度加深之后，投鼠忌器所致。这不正是所谓的“我就喜欢你看不惯，还必须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吗？

所以，比较优势导向下的国际分工相互绑定，提供了一种稳定机制。所谓卡脖子、芯片封锁中国、中国产业安全受威胁、屈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会。一开始，这种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面，误会某种程度上被煽风点火，利用了。

长期上看，国际分工为资本带来了更多利润，这驱动了全球化，形成生态依赖。特朗普也只是想苹果回美国建厂，也没想过违背资本意愿，把整个手机生产体系都搬回美国。全球化的利益模式根深蒂固，出于目的的封锁芯片，以毁掉中国手机、电子产业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阿斯麦ASML CEO：芯片制造商未来两年内将受到关键设备短缺的限制:3月21日，阿斯麦ASML CEO温宁克表示：“未来两年芯片设备将出现短缺，今年我们将比去年出货更多的光刻机，明年将比今年多。但如果从需求端看，这还不够，我们需要将产能大幅提高50%以上，但这需要时间。”温宁克表示，阿斯麦正在与供应商一起评估如何增加产能。他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所需的投资规模。阿斯麦拥有700家产品相关供应商，其中200家是关键供应商。（金十）[2022/3/21 14:08:34]

所以，自己搞芯片，不管是短期与长期，从产业安全的角度，并不存在急迫的需求。至于国防用途的芯片，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大部分的军用电子元器件自给率已经接近80%。而对民用消费来说，即便现在正在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也能买到苹果手机与电脑。

当然，长期不能仅仅立足于安全。目前，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每年芯片进口达2000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商品。所以很多人希望政府大力投入搞芯片，往产业链高端走，到国际市场上去赚钱。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希望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短期内赶超，却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万向区块链联合紫光展锐等公司推出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芯片平台:万向区块链联合紫光展锐、摩联科技、广和通开启区块链+物联网融合创新的合作，通过实现芯片与区块链的底层深度融合，为未来智能数字社会构筑可信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一合作目前已率先在紫光展锐的Cat.1产品—春藤8910DM上落地，也使得春藤8910DM成为全球首款由区块链技术加持的Cat.1bis物联网芯片平台。

BoAT区块链应用架构将为基于春藤8910DM的物联网设备提供具备访问区块链和调用智能合约的能力，确保在数据上传到云的同时将数据特征值上链，实现「链上-云上」数据可信对应。广和通基于紫光展锐的物联网芯片平台春藤8910DM以及摩联科技的BoAT区块链应用框架，推出了全球首款Cat.1区块链模组L610，将赋予智慧农业、车联网等行业新价值。[2020/5/27]

政府能做好风投吗？

从赚钱角度，市场自然会选择最佳的途径和时机。芯片不是不计成本的国家工程，而是需要批量生产，面对竞争的市场行为，这就需要整个产业链的积累，并非一夕之功。很多人批评当年下马“运十”，并以现在的大飞机为反证的例子，殊不知，几十年过去，中国的制造业已今非昔比。

声音 | 林锦瑜：矿机芯片已进入“超摩尔时代”:在浙江杭州举办的“CAN峰会?区块链超算产业发展大会”主题为“全产业链全视角——超算产业新时代研判”圆桌环节中，台积电业务副总裁林锦瑜表示在数字货币的驱动下，矿机芯片的发展已经进入超摩尔定律，加快芯片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5nm甚至更高性能的芯片已经在路上。除此之外，她认为币价和矿机价格成正相关，币价的巨大波动会触动矿机需求，这是矿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台积电在面对矿业发展时最大的挑战就是思考如何平衡并支持产业需求的巨大波动。[2019/12/4]

就在这几天，倪光南院士当年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的梁宁女士的文章刷屏。她的结论是，政府机构太害怕失败，所以无法搞出芯片。她给出的办法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然而，市场创新表面上看起来是由失败堆积出来的，但本质上，绝不是源于“允许”失败，恰好相反，是每一个人竭尽全力避免失败，但为了赚钱又不得不去尝试，承担失败的风险。共享单车烧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害怕失败的投资人，而不是允许失败的官员。

Nvidia CEO黄仁勋：比特币挖矿热潮带动图形芯片销量大涨:Nvidia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收益高于预期。公司表示，其营收为29.1亿美元，非GAAP收入为每股1.72美元。分析师的预测为，26.8亿美元和1.16美元美股收益。在本季度，Nvidia终于承认，加密货币正在发挥着显著的作用。Nvidia黄仁勋表示你无法忽视加密货币。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现象。[2018/2/12]

一家风投，当然会遭遇失败，但绝对不会到市场上随意去投两家，而要做尽调、访谈、市场分析、行业研究等等。因为要对股东的钱负责，对自己的钱负责。这种负责会落实在具体的激励机制上，甚至要求决策人跟投。

如果官员做起了风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风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风投的激励机制，与此同时，也需要切断权力来源，以免官员用权力来促进自己所投项目的虚假繁荣。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官员吗？

采取官办风投，允许失败，只会产生大面积的注定的失败。以新能源车补贴为例，93家汽车企业有72家均涉补，金额高达92.7亿元，这么大规模长期的取补贴，最后，居然无一刑事责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败的特性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的本质特征。既然如此，那就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获得国际市场的前提是什么？

中国进口的芯片，大多数都是制成成品后出口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庞大的国际市场来消化芯片，消化自己的产能，搞自己的芯片赚钱，也是基于这个庞大的市场。不过，获得这个市场有很多国际通行的前提条件。

比如市场原则；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互相依赖；比如遵循约定；那么，当中国以非市场的方式，全力投资芯片，把产业链全都集中在国内，在当下国际贸易紧张的氛围下，反而会引发反弹，导致国际市场缩小。在最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全面对抗，那么，芯片断供与国际市场关闭，对中国的影响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自主芯片赚钱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

这一次中兴被制裁，中国没有打算报复苹果，正是因为苹果的供应链、苹果软件开发者、苹果云都在国内。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手机生产体系，全是自主化的，这样的手机，最容易成为狙击的目标，只能在国内销售。

在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层的条件。中国的芯片产业，存在客观的制度障碍。撇开商业试错、在几十年形成的生态之中，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的困难不谈，最简单的一个理由，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软件里的信息政府看不得到吗？这些问题美国当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国的信息产业，不管软硬，走出去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实际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预言，而是事实。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前提条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对此的种种不满，明面上指向美国，实际上指的是世界。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所以，巨额补贴不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于非市场化方式招致反弹，并不能帮助中国企业去国际上赚钱，反而会帮倒忙。

情怀与补贴

热烈的舆论，最终指向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

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内人士，这中间，有真诚的情怀。科学家、理工科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这种情怀。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科学涉及到的资金越来越多，需要国家提供巨额支持，某种程度上，这使得理工科知识分子更加倾向国家主义，呼唤国家投资。

不过，还有很多情怀背后，是对补贴的贪婪。面对任何“为了国家利益”的话语，都要把国家这个词拆分为更多、更细、更具体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被国家二字所掩盖的事实与真相。国家去高端产业赚钱，这句话并不精确，实际上，不是国家，而是芯片行业、行业精英赚到更多的钱，而老百姓为此做前期的风险投资。

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市场中的企业家一般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基于财政预算的，则会显示出家国情怀，甚至通过公关定位，给自己加上意识形态色彩。这相当于在意识形态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无论哪种情怀都忽略了出钱的主体：老百姓。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除了热血沸腾的情怀，在现代意义下，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任何决策，公民都必须承担起代价。国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国家要投资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块的税，或者少200块的医疗。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钱的地方却不只这一项，教育、医疗、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旧房改造。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Jucunda给NASA的Ernst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修女问：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Ernst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来被命名为《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释。

一艘火星飞船能让多少孩子吃饱，一块芯片能救多少个白血病孩子，这样的问题，应该问，必须问。正是这样的问题，才能遏制国家主义、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怀。然而，一个美国人能为自己国家的预算向一个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释，但现在，情怀似乎要压倒一切。

这种情绪化的舆论推动的公共预算，并不是国家之福。少数人喊出的国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压倒科学、审慎的多方讨论与权衡。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说，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虚夸大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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